虽然近年政府加大了打击传销力度，但传销经济邪教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实体经济遭受严重冲击的情况下，异地拉人头传销猖獗，传统传销转战互联网，庞氏骗局、非法集资与传销手段交织，涉及地域广、人员多、危害大。打击传销任重而道远，反传销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，希望大家携起手来，狙击传销邪教的疯狂蔓延！您身边的反传防骗顾问，请关注反传销协会微信公众平台：lixufcxxh
相关制度滞后，法律追诉标准过高，导致对传销量刑威慑力不够。《禁止传销条例》施行于2005年，已显得落后。司法上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”“三级且30人”的立案追诉标准过高，有些地方要求数十人举证才会立案，追诉较为滞后。（8月20日《新京报》）
传销已经最少存在20年了，但至今打而不绝，禁而不止，越演越烈，说明当下的打击力度和手段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，至少在遏制传销泛滥上处于失灵之态。传销为何屡禁不止，制度滞后，量刑威慑力不够是根本原因。一方面未能建立整体化、协同化和全局化的防控体系，打击传销的组织构架和责任体系未能建立，另一方面则是量刑的门槛太高，刑罚的威慑力不够，成本与收益之间反差太大。
如果法律的门槛太高、漏洞太多，则不足发挥法律的作用并真正实现法治。众多案例说明，无论是打击拐卖妇女儿童，还是治理高发的酒驾，降低入刑门槛发挥刑罚威力，才能达到“乱象用重典”的效果。2016年4月，公安部发布统计数据：五年间，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247.4万件，与法律实施前五年相比，环比下降34%；其中查处醉酒驾驶的案件42万起，环比下降 38%。特别是自名人高晓松醉驾入刑之后，“醉驾入刑”就开始深入人心。最重要的是，“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”已然成为一种共识和习惯。与此同时，收买被拐卖儿童拟一律入刑也同样效果明显。
这些治理层面的改观，很重要的是源于乱象日益严重之下，对其危害性有了更深的认识，从而才促进政策上的调整和责任上的优化。酒驾与拐卖妇女儿童，不但直接危及到公共安全与利益，更扰乱了社会秩序，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。其处于高发之势，对治理能力也是最直接的验证。当其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，也有“问题倒逼”的无奈。
思路决定出路，认识决定行动。制度滞后、量刑威慑力不足，本质上还是责任意识欠缺所致。一方面，责任意识的欠缺，让制度和法律建设处于滞后状态，“不作为”就会成为普遍现象，甚至还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乱作为。。一度以来，对于广西传销打而不绝，中国反传销协会负责人一语道破天机：当地经济能从中受益，大量外地人涌入能拉动经济发展。当地一些官员也承认，正是因为将其当成一个产业来做，才使传销等违法行为完全失控。
另一方面，制度和法律建设的滞后，又为作为不力提供了借口。监管者和执法者之所以执法不力，往往会以“手段不足”和“工具太少”作为借口，为责任追究提供了空间。假若丰富了手段，完善了制度，若再无所作为则难以掩盖。完善的制度和法律建设，既为科学、有效和精准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打下了基础，也为促进监管作为提供了制度保障。因为制度和刑罚的威力具有双向性，既对被监管者有效，也对监管者形成了威慑。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上的“零容忍”原则，同样也是一种“权力性约束”。“史上最严”的治理行动，关键在于解决了“权力与责任缺位”的问题。
什么时候，对于打击传销能像“环保督查”那样有责任追溯与制度保障，“传销风暴”就会日渐常态化，打击传销也不会停留在“自我防范”的基础上。事实上，解决“不能为”和“不愿为”，才是制度和法律一体两用的根本功能。厘清了“责任导向”，才能实现“问题导向”。什么时候，传销也有了责任追溯标准，像追溯刑事立案标准那样降低责任倒查标准，在修订《禁止传销条例》，再配套一部《责任追究管理制度》，传销防治才会真正像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那样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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